【文章来源】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转载，略有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原文载《社科大法学》2023年第1期第20~32页，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朱舒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本科生；林予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薛晓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摘 要】网络举报是网民通过行使言论自由从而达到维权目的的行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使得个人信息权益受到更为前置性的保护，网络举报行为是否仍然存在正当的法律空间有待商榷。其治理的关键在于实现举报中各主体间利益之平衡，以及治理手段与目的之均衡。比例原则作为一种实现利益均衡、手段与目的之均衡的工具，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视域下的网络举报中同样适用。在考量不同阶段中治理责任主体及比例原则适用程度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套网络举报治理体系。事前阶段比例原则仅应初步适用，举报者需基于良善义务对自身目的与手段进行最低限度[1]的检视；事中阶段比例原则应作为审查标准全面适用，由平台承担严格的检视义务；事后阶段则由公权力机关规制举报行为。
【关 键 词】个人信息保护 网络举报行为 比例原则 公共利益 紧急情况
一、问题的提出
具有低门槛、低成本等优势的互联网，为公民维权提供了公共话语空间。同时，“闹大”维权行为的集群心理也被视为维权的武器。在权利意识高涨与传统维权渠道不畅、缺乏公信力的矛盾之下，网络举报应运而生。
目前学界并未形成对网络举报的统一定义，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微博维权”及“网络反腐”。微博维权，指举报者通过微博讲述自身或他人的被侵权事件，凝聚社会力量，旨在维护个人或群体合法权益的行为，如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都某竹举报吴某凡性侵事件；网络反腐，则是公民通过网络手段自下而上助推反腐的方式，包括官方网络举报和民间网络曝光。综合而言，网络举报是个体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发布自己或他人受侵害的事件以及相关人员信息，借助社会舆论维护个人或群体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核心特点是私力救济性及公开性。
网络举报行为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体现，在社会监督、补充司法有限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维权制度化的难度。在网络举报中，往往涉及对他人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公开等处理活动，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但网络的高度开放决定了个人信息一旦被曝光便可能高速流动。信息的曝光不仅可能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还可能引发对其他诸如名誉权、隐私权、生命权等重要权利的侵害。
为规制网络举报行为，我国主要从民刑两方面进行“事后规制”，其治理以达到具体入罪标准或构成人身权利侵权为边界，以面临紧迫危险或产生实际损害为前提。《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使得个人信息权益受到更为前置性的保护，其以“风险本位”为保护思路，在第13条列明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根据时将“取得个人同意”置于首项，并列举少数例外情形。知情同意作为信息处理行为的一道“关闸”，构成了大多数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前提。由于其他重要权利的侵害均以个人信息的曝光为源头，《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前置性限制也对个人信息所涉及的其他重要权利提供了抵御侵害的预防措施。但“举报”行为往往背离个人“同意”，即使损害结果尚未发生，其也因缺乏知情同意要件而天然非法。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将会在根本上改变网络举报行为边界的划定。对此，本文将聚焦个人信息保护，探讨网络举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的合法性边界及其规制范式。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网络举报行为是否仍存在正当的法律空间？应当如何治理网络举报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其正当性？上述问题的本质在于网络举报行为中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以及治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均衡。比例原则作为实现利益均衡的“帝王条款”应当作为网络举报治理体系建构的价值准则。
二、比例原则适用之证成
欲将比例原则作为网络举报治理的价值准则，需先讨论比例原则在网络举报行为治理中的可适用性。一直以来，主流观点认为比例原则仅适用于公法领域，而网络举报涉及的是平等私主体之间的利益衡量，按照前述观点，比例原则显然难以适用于网络举报治理。但笔者认为依据比例原则的本质，其适用范围横跨公私法，因此能够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对网络举报行为的治理。
（一）比例原则的本质及其适用范围
比例原则最早源自德国公法学界，奥托·麦耶将其视为行政法中的一大原则。二战后，《德国基本法》的制定推动了比例原则在案件裁判中的适用，比例原则逐渐被赋予宪法原则的地位。目前，比例原则在公法领域的适用已无争议，其主要调整国家公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但比例原则能否扩展适用至所有法域，从而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权利冲突，需从其本质出发进行考量。
在比例原则的构成要件中，“目的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依法确定正当的行为目的。“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准备证明它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正当性，特别是当它限制公民自由的时候。”“适当性”原则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合法、适当，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直接联系。“必要性”原则强调在所有能够达到目的的手段中，应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手段。“均衡性”原则要求在目的达成的获益与当事人的损失之间进行利益权衡，要求两者须具有相称性。四个要件遵循位阶顺序，一个行为只有在接受“合目的性”审查后，才能考量手段之妥当性与最小损害性，最后权衡双方损益。
比例原则的精髓部分来自古希腊时期政治家梭伦对限度与过度的思想认知。在比例原则的四要件中，“目的性”原则意在进行价值判断，“妥当性”与“必要性”原则将价值判断问题分解为具体的事实判断问题，通过衡量手段与目的是否直接相关、手段是否造成最小损害等事实要素，实现双方主体利益权衡的具体化、可操作化，并最终回归“均衡性”这一价值判断，判断双方主体之间损益是否符合合比例性要求。比例原则的四个层次有机协调，共同反映了把握限度、禁止过度的实体性价值，追求一种合比例、适度与中和的思想。
此外，比例原则还具有实现程序正当性的价值。比例原则的四个层级构建起“目的—手段”的审查框架，为检视手段与目的之间是否合比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比例原则本质上是一种通过“目的—手段”思维框架搭建起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的桥梁”，将复杂抽象的利益均衡问题要件化，从而追求双方利益均衡的逻辑方式。
综上，比例原则蕴含禁止过度、维护实质正义的价值，并为实现利益权衡提供可操作的递进式思考框架，在整个法律秩序中均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哪里存在过度干预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情况，哪里就有比例原则的适用”。比例原则处理的冲突形态不仅涵括国家公权力与私主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应包含私主体权利之间的冲突。
近年来我国刑法、民法与商法等领域的学者均展开对比例原则的研讨，该原则逐渐成为“法律帝国的基本原则”。在新兴的数据法领域，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在序言中也明确规定个人数据保护权的行使需遵循比例原则。
（二）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体现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原则与比例原则紧密关联，比例原则的四要件均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明确体现。
《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现了“目的性”原则。该法第5条与第6条共同规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需合法、明确、合理。在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时，第28条则进一步强调应当具备“特定的目的”。
“妥当性”原则同样体现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第5条“合法原则”要求个人信息处理手段具备合法性，第6条则强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必须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在网络举报行为中，“妥当性”原则用以具体判断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是否为实现网络举报目的的正当手段，并对举报行为与目的之间是否具备直接关联进行检视。
此外，个人信息处理还需遵循“必要性”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了诸多子原则。首先，应遵循“最小化处理”原则，即个人信息处理者仅能在其目的范围内处理最少类型与数量的个人信息；在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时，必须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确保对信息主体造成最小损害。同时，“质量原则”也应纳入“必要性”原则的范畴，强调处理信息应当准确完整，避免因信息错漏而给信息主体带来损害。其次，在信息处理活动结束后，个人信息处理者应遵循“存储期限原则”与“删除原则”。在网络举报行为中，个人信息保存期限应以实现举报目的为限，一旦目的实现，相关的信息应当删除，避免被举报人的名誉权与肖像权等权利遭受持续性侵害。以上几个子原则共同构成“必要性”层面之要求，从而确保举报者采用对信息主体损害最小的方式实现信息处理目的。
总体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旨意与比例原则的内涵要求相一致个人信息处理目的之正当性首先接受审查，处理手段的正当性、关联性和最小损害性相继被检视，最终实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之均衡。在信息社会中，过度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以致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遭到妨害并不可取，在尊重和保护信息主体人格尊严的同时，也应充分维护公共利益，保护言论与信息自由。
（三）比例原则在网络举报治理中的适用
治理网络举报行为，一方面应重视治理的实体性标准，即实现举报者与被举报者之间权益的均衡；另一方面应着眼于治理程序的正当性，注重治理手段与治理目的之间的均衡。
在检视实体性标准时，举报人与被举报人的权益均需被纳入考量。举报人的权益包含言论自由与具体案件中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或个人权益；被举报人的权益则指向与个人信息相关的权益，既包括个人信息权益，又包括与个人信息相关的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在天平两端，言论自由与人格权都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当两者处于冲突状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51条彰显了权利行使之边界，要求公民必须为正当的目的行使权利，同时应尽合理的注意义务，避免损益失衡。在网络举报行为的相关案件中，判断言论自由边界的过程实质上是根据言论内容、受众情况、引发后果等要素进行法益衡量的过程。《宪法》第33条第4款同样规定公民在享有法定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上述两个条款均说明基本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该限制涵括比例原则之目的性、妥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的内在要求。
对网络举报行为治理的程序正当性也应予以关注，以实现治理手段与治理目的之间的均衡。治理责任主体可以是行为人，也可以是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不同主体能否承担信息合规的审查义务，需精准考量其执行义务的可能性与实际规制效果。同时，网络举报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三种介入时点对应着对言论自由不同的限制强度。因而，在构建网络举报的治理模式时，需考量责任主体的选择与比例原则在不同阶段的适用程度，从而实现治理手段与治理目的之间的均衡。
综上所述，网络举报行为治理的本质与比例原则追求均衡、禁止过度的本质相契合。比例原则可用于判断举报人通过行使言论自由，为维护公共利益或个人权益而损害他人与个人信息相关的权益的具体行为是否正当，也为不同阶段中责任主体针对网络举报行为采取的“治理手段”与“治理目的”之间提供了衡量标准。
三、比例原则下网络举报治理体系的建构
在深入剖析不同阶段中网络举报治理的责任主体，以及比例原则适用程度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如下网络举报治理体系（如图1所示）：在网络举报行为发生前，比例原则仅能初步适用于网络举报治理，此时举报者无需根据四要件对自身行为进行严格检视，仅需要基于良善义务对举报目的与手段进行最低限度的自我审查；在事中阶段，应由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承担管理义务，依托其资源优势对平台内举报信息进行比例原则四要件的严格审查，并采取及时有效的规制措施；在事后阶段，由公权力机关规制达到入罪标准或符合侵权构成要件的举报行为，此时比例原则的适用融入刑事与民事领域的要件判断当中。
图1 网络举报治理体系
（一）比例原则与事前介入
1. 事前阶段比例原则初步适用于网络举报治理的原因分析
若将比例原则在网络举报行为未开始前即全面适用，要求举报者在发表言论之前根据比例原则的四要件进行严格的自我检视，可能会给公民的言论自由戴上沉重的枷锁。言论自由指“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将其视为“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在我国，言论自由对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价值。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个体能够作为理性人对国家时事、社会现象等进行评判。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说，尊重言论自由有助于真理的发现并深化社会群体对真理的觉知。密尔在《论自由》中阐述：“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首先，言论自由赋予了社会发展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推动了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科学的进步。其次，尊重言论自由是现代社会民主法制发展的基本方向，人民敢于表达对国家和政府治理的观点与意见，有利于增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信关系，维持民主政治的先进性。若要求公民在进行举报前按照比例原则就对自身言论进行严格检视，或将引发“寒蝉效应”，即人们在发表言论时，由于担心遭受国家刑罚或者无力承受预期损耗，困于过度自我审视的樊笼，放弃对言论的发表，失去表达自我意志的欲望，终致公共事务无人关心。
此外，要求举报者展开全面、严格的事前检视，不仅会对言论自由造成过度限制，还往往不具有可实践性。公民作为社会一般人，难以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比例原则的构成要件具有清晰准确的认知。
2. 事前阶段举报者的行为标准
但是，即便基于言论自由的考量，举报者不必履行全面而严苛的事前检视义务，但并非意味其无需在事前进行任何审查，举报者仍需依照四要件对自身行为进行初步规范。在目的性层面，若个人发表言论的目的本身存在“真实恶意”，则宪法不再保护其言论自由。因此举报者在发表言论前，其主观上不得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得以恶意中伤、诽谤、侮辱他人等为目的实施网络举报。在手段的妥当性与必要性上，举报者需秉持理性人对法律的基本认知，避免采取恶劣手段与过激行为，此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规定的“良善义务”。
在事前阶段，举报者初步的自我检视义务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效果，主要来源于道德文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鼓励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制作并发布反映主流思想、讴歌真善美的文明言论，不得损害他人人格权。《微博社区公约》同样提倡用户遵守公序良俗，共同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由此，举报者在发表言论之前，应确保自身出于良善目的并以正当手段实行网络举报行为。
（二）比例原则与事中介入
1. 事中阶段平台严格审查的原因分析
相较于事前阶段比例原则仅能初步适用于网络举报治理，在事中阶段比例原则能够得到全面适用。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承担严格的审查义务，对平台内信息内容进行监管。这既是法律强制规定的义务，又符合比例原则对目的与手段均衡的要求，且依托平台的资源优势具有可行性。
首先，平台对平台内网络信息内容负有管理义务。《民法典》第1195条明确了在网络用户侵权行为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被侵权人的通知后的相关义务及法律后果，第1197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与《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也强调平台应承担信息内容管理的主体责任。此外，诸多规定均要求网络平台配备专业人员，为平台履行义务提供技术支撑。
其次，平台在网络举报行为治理的事中阶段承担主体责任，履行检视义务符合目的与手段的均衡要求。此时举报信息已在平台内发布和传播，被举报人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的客观事实已经发生，依靠举报者个人的自我检视已然不足以实现治理目的。但鉴于尚未造成严重的损害结果，由公权力机关介入极易对公民言论自由及其他权利造成过度限制，导致治理手段与治理目的失衡。因而，此时由平台承担管理责任对不当网络举报行为进行引导与规范实为最符合比例原则的方式，既能依托平台优势及时有效地实现对不当举报内容的管理，又能将治理手段控制在私力范围内，在有效规制不当网络举报行为的同时合理保护举报人的言论自由。
此外，基于对平台的资源优势与监管成本的考量，由平台在事中阶段承担审查责任最具可行性。网络信息内容平台在发展过程中，兼具强大的算法应用、数据处理能力、数据建模技术与海量的信息资源，能及时有效地整合与审查平台内的信息内容，以更低的管理成本以及技术、资源优势监管不当的网络举报行为。
目前，由平台承担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事中阶段的管理义务虽然只是一种临时性制度安排，但该制度正朝着越来越精准的方向发展。
2. 事中阶段平台介入的启动规则
在网络举报治理的事中阶段，平台应当将平台自发审查与用户举报两种方式结合，构建对网络举报信息审查的双路径启动机制。
（1）平台对于高关注度网络举报信息的自发审查机制
对具备高关注度的网络举报信息，因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平台应当自发启动审查机制对相关信息进行审查，以防止不当言论过度传播侵害被举报人个人信息相关权益，并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与《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规定了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在建立健全信息审核、完善跟帖评论管理、加强公共信息实时巡查等方面的审查义务。 “高关注度”的界定可依据网络信息的转发量、点击量、浏览量等数据，具体可参照《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将实际点击、浏览量达到5000次以上，或转发量达到500次以上的信息认定为高关注度网络信息。
（2）平台用户对于一般网络举报信息的举报机制
对未达到一定关注度的一般网络举报信息，平台的过度审查可能会引起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因此平台应当畅通举报通道，及时审查用户举报的网络信息，完善网络举报行为审查机制。《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与《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则》要求平台保证投诉举报渠道的便捷性，并鼓励平台用户通过投诉和举报等方式监督不当的网络举报信息，《民法典》第1195条和第1197条也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用户侵权行为中经通知后未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律后果。
3. 事中阶段平台介入的审查标准——以比例原则为实质标准
平台基于法定的信息内容管理义务，对具备高关注度和被举报的网络举报信息进行审查，应当以比例原则为实质标准，对相关信息的正当性、妥当性、必要性及均衡性进行全面审查，以实现维护举报人的言论自由与保障被举报人的个人信息相关的人格权之间的平衡。
（1）目的性审查
如前所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条、第6条及第28条第2款具体阐述了在该法视域下，目的性原则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目的必须符合明确、特定、合法与合理四方面要求。在目的范围层面，“明确”是指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必须被清晰表达且有限定范围，“特定”是指处理对象为敏感个人信息时，在目的明确的基础上还应当具有特定的目的要求。在目的性的程度层面，“合法”是指信息处理目的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合理”要求在合法的基础上考虑个案的具体因素，权衡处理者与信息主体的各方权益。
由于本文所讨论的网络举报行为均具有明确的目的诉求，故对目的“明确性”的要求不再赘述。关于目的“特定性”的要求，考虑到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性，将在下文必要性审查部分结合目的与手段的分析具体讨论。关于目的性审查的讨论将重点聚焦于“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探索平台目的性审查的逻辑架构。鉴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保护公共利益和保护个人权益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限制并不相同，笔者将分别构建平台对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维护个人权益的网络举报行为的两种目的性审查体系。
① 维护公共利益的网络举报行为的目的性审查——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5项和第2款的规定，处理者为公共利益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时，无需取得个人同意，但此处“公共利益”如何认定有待讨论。
“公共利益”是极为抽象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我国《民法典》未界定个人信息处理中公共利益的涵义和类型，该任务有待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内的其他法律完成。在理论界，美国学者麦克哈格曾系统梳理关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三种主要理论，分别为“公共利益理论”、“优势理论”和“统一理论”。本文认为，在“公共利益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与司法的实践经验，公共利益应当是由不特定、多数人享有的，与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关系的普遍性利益，具有主体的非特定性和内容的普遍性。
依据上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与分析，可将现实生活中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实施的网络举报行为分为以下三种情形。第一，当举报人为维护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实施网络举报行为时，当然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5项规定，即便个人信息的权利主体未明确表示同意，因举报目的明确且合理，平台应当尊重举报人的言论自由。第二，当举报者所维护的利益既涉及个人权益又涉及公共利益时，基于公共利益的优先原则，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主要利益，参照适用维护公共利益行为的规制规则。该情形常见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第三，当举报者为个人权益而实施网络举报行为，而该利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所规定的罪名时，由于刑法从本源意义上就是为维护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秩序而诞生的公益性工具，“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显然是公共利益的一种，因此即便保护对象是个人权益，也具公益性。在该情况下，平台应当尊重举报人的言论自由和其他权益，并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前及时为举报人提供必要的帮助。譬如微博平台上热议的“都某竹举报吴某凡性侵事件”，固然都某竹是为维护个人权益而在网络平台上提起举报，但吴某凡性侵未成年少女的行为触犯《刑法》强奸罪的相关规定，因此鉴于刑法的公益性，同样可将其视为维护公共利益。网络举报行为符合以上三种情况其一的，平台即可认定为目的正当的网络举报行为。
② 维护个人权益的网络举报行为的目的性审查——紧急情况条款的解释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4项“紧急情况”条款为维护个人权益的网络举报行为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即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可处理个人信息，无需取得本人同意。但采文义解释，从“紧急情况”条款中，难以解释出以维护个人权益为目的的网络举报行为的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究其原因在于该条款所作三层限缩过于严格：其一，保护对象是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等重大法益；其二，信息处理行为必须遵循“必需”的限度；其三，必须满足“紧急情况”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前面两层界定了基本的构成要件，最后一条关于“紧急”的规定则极大限缩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有难以回应实践需求之嫌。
在众多网络举报维权案件中，要求“紧急”才能正当，将使绝大部分相关案件沦为非法。但从实践看，网络举报的正当性基础恰恰在于其“必要性”——当侵害发生且带来的不良影响仍在继续的情况下，当事人尝试各种救济手段后仍然难以维护自身的重要权利，此时应允许当事人通过网络举报的方式，扩大事件影响来获得应有的救济。从比较法角度观之，该条款的限缩程度同样大大超过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该条例第6条第1款第4项规定，当“处理对于保护数据主体或另一个自然人的核心利益所必要的”时，处理即合法。相较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该条款在保护法益上采取了“核心利益”的概括性表述，扩大了保护范围。同时，该条款并没有采取“紧急情况”的标准，而是单纯根据“必要性”标准，放宽了对网络举报行为的保护。事实上，欧盟的个人信息保护一向走在世界前列，《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也因其极端个人主义本位遭受抨击，在此情况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却选择采取比欧盟更加严苛的保护标准，实难回应现实需要。
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紧急情况”条款应做必要的扩大解释，通过重析“紧急情况”条款适用的构成要件，使其更好地应用于实践，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第一，适用“紧急情况”条款要求法益受到现实的侵害和威胁。这是适用“紧急情况”维护合法权利的前提，只有权利受到危害才有救济的必要。第二，权利人目前已采取的救济措施尚未使权利恢复到原有状态。网络举报属于私力救济，是一种“底线救济”，是权利正在受到现实的威胁，而公力救济拒绝保障权利，或者用尽公力救济仍无法保障权利时所采取的自我保护。在网络举报中，“原有”状态指目前的状态仍未恢复到权利受损之前，或尚未获得与原先相同状态的补偿。第三，手段具有唯一性。即权利人通过其他方式求助无门，无法实现权利的救济，只能够通过网络举报的方式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第四，行为需在合理限度内。在公开平台公布他人的个人信息仍需遵循比例原则“妥当性”、“必要性”和“比例性”的要求，防止由维权变侵权。由此，在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紧急情况”条款进行扩张解释的情况下，只有符合上述四个要件时，平台才能认定维护个人权益的网络举报行为是合法且合理的。
在上述目的性审查的框架下，若网络举报行为不具“合法性”与“合理性”，平台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等规定，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采取有效处置措施，防止信息继续扩散，保存有关行为记录，并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2）妥当性审查
妥当性原则指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直接关联，且手段合法。首先，网络举报行为与维权目的之间具有强关联性。以微博维权为例，网友将权益受侵害的情况发布在微博上，经其他网友或媒体等评论转发后，信息发生爆炸式传播，在平台内构筑起声讨侵权者的“公共能量场”。事件在一定范围内迅速发酵成热点，从而引发相关人员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同时，线上举报也可能推动线下媒体对事件的采访报道，使事件进入公众议程，随后进入政府议程，促使相关部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解决争议。其次，网络举报并非当然违法，其作为一种利益表达和意见传递方式，是私力救济对公力救济的积极配合，既可以降低因公权力对私人领域不当干涉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可以弥补公力救济的滞后性和效率低等弊端，因此也不应当然否定网络举报行为的合法性。在不少网络举报事件中，举报人往往因为现实中的司法救济方式效果不佳或者已然穷尽而选择在网络上展开举报。如中山大学某学生在控告造谣者诽谤其聚众淫乱后并未得到真诚致歉，最终无奈通过微信公众号推文将其恶行揭露，挽回自己的声誉。
（3）必要性审查
在对网络举报行为的妥当性进行检视后，举报行为的必要性也需进一步受审查。最小化处理原则、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质量原则、存储期限原则以及删除原则作为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具体要求，应成为平台引导举报人选择对被举报人损害最小的方式实现其举报目的的原则。
以微博平台为例，当网络举报事件出现在热搜榜时，微博平台应立即展开审查工作，该阶段的“必要性”审查主要围绕最小化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与质量原则展开。根据《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最小化处理原则要求举报者仅展示实现其举报目的所需的最少信息类型与数量。同时，展示敏感个人信息须具备必要性，若举报人仅通过公开被举报人的基本个人信息即能够实现举报目的，则不得公开其敏感个人信息。“质量原则”则侧重于审查举报人发布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避免谣言传播。例如，在微博上引发热议的“吴某凡性侵案件”中，举报者都某竹曝光吴某凡以各种方式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最终吴某凡因涉嫌强奸罪而被逮捕。在本案中，举报人过度曝光了被举报人在性生活方面的敏感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与其举报目的无直接关系，该行为违背了最小化处理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原则。在此情形下，根据《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第8条与《微博社会公约》第15条的规定，微博平台应对热搜内容及时展开详细审查，对于举报人违背最小必要原则并涉及敏感个人信息的言论表达，微博平台不应直接删除，阻却举报人维权渠道，而应当予以引导、警示、教育和纠正，要求举报人限期修改举报内容。若举报人不予配合，微博平台才能进一步采取删除内容、限制展示等强制措施，以维护被举报人的人格利益。
对于经审核后确认为虚假、片面信息的网络举报内容，互联网服务平台可通过在评论区标注提示、官方平台辟谣等方式对不实信息进行治理，同时修正或删除举报内容，以最大限度减少网络举报行为对被举报人的人格损害。比如微博平台就通过不实信息投诉产品、媒体政务辟谣共治平台与微博辟谣平台三种方式防止不实信息进一步扩散。
在网络举报行为目的实现后，个人信息应实现存储期限最小化，一旦超过保存期限，则应删除。“删除”即在系统中去除个人信息使其无法被检索与访问。若仅删除在线访问途径，但在系统后台仍能够由内部工作人员查看相关信息，则不构成删除。平台应遵守存储期限原则、删除原则，在举报目的达到后，监督举报人删除相关举报内容；若举报人不予删除，平台可自行删除，避免被举报人的个人信息遭受无限期传播进而对其人格尊严造成二次伤害。
（4）均衡性审查
在手段与目的权衡的基础上，平台应当回归利益均衡的维度，具体权衡举报人的言论自由及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或个人权益与被举报人个人信息相关权益，以实现损益均衡。
（三）比例原则与事后介入
如前所述，事前和事中对个人施加严格的审查义务并不可行，因此公权力机关对于举报者的最佳治理方式仍是采取事后介入模式，回归传统的民事与刑事治理范畴。此时比例原则的治理逻辑已内嵌于法律文本所确立的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中，当言论将风险转化为现实损害，即符合侵害名誉权、肖像权等侵权要件或达到诽谤等入罪标准时再对举报者进行惩处。
结 论
比例原则的本质是一种追求利益均衡的逻辑方式，是实现手段与目的之均衡的价值工具，这决定它在所有法域中的普遍适用，以解决诸多权利与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视域下的网络举报行为治理当中同样适用。在仔细商榷不同阶段网络举报治理的责任主体与比例原则适用程度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套比例原则下的网络举报治理体系。在事前阶段，比例原则仅应初步适用于网络举报治理，举报者需基于良善义务对自身的目的与手段进行最低限度的检视。在事中阶段，比例原则应作为审查标准全面适用于网络举报治理，由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承担更加严格的检视义务，对举报行为进行目的性、妥当性、必要性、均衡性审查，依托资源优势及时有效地规制不当网络举报行为，最终实现手段与目的、维权与损益的均衡。在事后阶段再由公权力机关规制符合侵权构成要件或达到入罪标准的举报行为，此时比例原则的适用融于构成要件的判断当中。由此把握天平两端举报人的言论自由及其所维护的权益与被举报人个人信息相关权益之间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