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转载，略有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原文载《社科大法学》2024年第2期第96~108页，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王筠毅，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摘    要】现行《著作权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仅提供“故意+情节严重”的原则性导向，其适用条件亟须进一步明确。回溯实证法的评价，结合平等原理，比较著作权与其他知识产权领域，比较著作权与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领域，著作权不仅本身具备权利内容复杂不确定和侵权界限模糊的特点，而且作为鼓励作品创新与传播、促进社会发展的政策工具，其相关规则的构造需要时刻协调平衡多方利益。著作权法体系独特的立法宗旨要求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增加例外性构成要件，从而限缩该领域内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范围。法官在判定是否适用该类赔偿时，不仅需要审查侵权人使用行为的积极效用，还需要从整体视角考量，兼顾其他种类法律责任业已发挥的惩罚效果。

【关 键 词】惩罚性赔偿  著作权  平等原理  隐藏漏洞  目的性限缩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于2020年完成第三次修正，在《著作权法》第54条第1款新增规定，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之后，《著作权法》此处修正标志着惩罚性赔偿制度已在知识产权领域实现全面覆盖，足见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

面对作为舶来品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学界围绕这一修改展开广泛讨论，大部分学者持赞同意见，对惩罚性赔偿规范的适用条件展开解释论研究，或提出关于赔偿数额计算方式的观点。然而，从反思的角度评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正当性的研究却寥寥无几，鲜少有学者将注意力投注于讨论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的适用“禁区”，自然也就忽略了知识产权的性质以及过度威慑的后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惩罚性赔偿救济制度经历了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不断扩张到劳动合同、食品安全、旅游纠纷、医疗损害以及环境污染等领域，再到如今被引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的发展过程。回溯惩罚性赔偿规则诞生之初，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侵害人身权之案件，适用对象主要是严重的暴力和无法恢复的人身损害等显而易见的侵害；而《著作权法》作为保护智力成果这一无形财产的法律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等相比有其差异性。据此，惩罚性赔偿规则能否忽视不同法律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而在著作权法领域同样适用，仍然需要更为慎重的讨论与分析。

从外部视角来看，惩罚性赔偿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威慑预防作用并非不可或缺，目前学界已有学者从最佳预防的角度出发，阐述适用行政处罚、罚金等措施同样也能发挥惩罚性赔偿的期待效用。据此，笔者赞同从必要性角度证否惩罚性赔偿在侵犯著作权纠纷中的笼统适用，实务中可以选择利用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填平权利人的损失，预防震慑作用则可以借助具有“准惩罚”性质的法定赔偿与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实现。与上述切入点不同的是，本研究以民事责任内部视角为核心，以著作权本身的特征及其救济规则与惩罚性赔偿之间的衔接为讨论重点，对惩罚性赔偿在著作权领域中的限制适用展开论述。

二、惩罚性赔偿条款之要件解析

惩罚性赔偿只适用于漠视他人正当合法权益，侵权的主观恶意非常明显，并且因不法行为而具备法律上的可责备性的侵权行为。通过对侵权人施以超过一定限度的责任来惩罚行为人，展示法律对侵权人主观故意或者恶意的约束，以此来维护社会安宁。根据《著作权法》第54条第1款的表述，可以将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基础解析为“故意”和“情节严重”两个要件。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第3条和第4条分别就上述两个构成要件的认定展开解释。

在侵犯著作权纠纷中，判定争议行为是否构成侵权采用严格责任，即成立侵权无须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相较而言，惩罚性赔偿具备的加重责任性质则要求行为人在道德上具备高度的可谴责性，因此立法者于此处要求存在故意，同时也是出于防止惩罚性赔偿被滥用的考量。《解释》设立“未获许可+具有接触作品可能性”的标准用以判断行为人主观状态上是否存在故意。然而，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各个领域表述并不一致，例如，《民法典》和《著作权法》采用“故意”，而《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措辞则为“恶意”。对此《解释》第1条说明“故意”包括“恶意”，并未对二者体现的主观过错程度做出区分。然而单纯从词义解释上看，“恶意”比“故意”在动机上表现出更加恶劣的性质，若在主观状态方面仅要求行为人存在故意，并且未对其内涵做出限定，恐有造成惩罚门槛过低之嫌，与审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初衷背道而驰。

故意要件针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表明其实施行为的可谴责性；情节严重要件则从手段和后果等客观因素进行考察，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结合，保障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正当性。《解释》就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列举了一系列因素，包括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以及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虽然《解释》第4条第2款列举了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几种情形，但最终仍以兜底条款结尾。至此，关于“情节严重”构成要件的内涵与评价标准仍然不明确，属于须“价值填充”的概念，仅为法官指明寻找判决应遵循的方向。因此法官的任务是通过考虑个案的特殊情形将“情节严重”的普遍性标准具体化，这将不可避免地贬损惩罚性赔偿条款在著作权纠纷中的可操作性。

由此观之，著作权法乃至整个知识产权法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仍然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相较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具有更大的解释空间。与惩罚性赔偿规范以及《著作权法》自身之目的对比，此处构成要件的文义表达过于宽泛而遗漏必要限制，极具弹性的规范会引发更多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导致司法实务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情况并不理想。与此同时，制度的严厉性以及《著作权法》的内在目的要求限缩其适用领域，因此，著作权法领域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需要更加具体明确的指引，应通过修正立法落实其实践意义。

三、著作权法领域中惩罚性赔偿规则适用之反思

（一）著作权具备固有的复杂特征

1. 著作权兼具人身属性与财产属性

著作权并非内容单一确定的权利，而是“权利束”，一方面，它包括具备人身性质的权利，如狭义著作权中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邻接权中关于表明表演者身份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等权利；另一方面，它也包括财产性质的权利，如复制权、出租权等，实践中的著作权纠纷也多围绕财产性权利而产生。然而，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以运用该制度最为普遍的美国为例，该赔偿模式最初主要是生命权、健康权等人格权以及环境权等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方式。经过长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惩罚性赔偿在此类权利救济中的正当性基础也较为清晰：对侵犯人格权的行为人施以惩罚性赔偿是因为其对被侵权人的人身造成了肉体或者精神损害；对侵犯环境权的行为人施以惩罚性赔偿是因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具备高度的社会危害性。这些权利内容确定、边界清晰。相比之下，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方式与后果因为权利内容的多样化而变得纷繁复杂，这与原本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权利救济领域存在差异。例如，侵犯生命权的后果即为被侵害人死亡，而侵犯著作权的后果则可能存在多种情形，如未经作者同意即发表其作品、未经许可复制发行盗版作品、用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等。这其中产生的赔偿后果多为金钱债务，即便是侵犯具有人身性质的著作权纠纷，也并不必然涉及肉体或者精神损害。除此之外，著作权的内容也可能因为权利客体智力成果的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未经许可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也可能不同，未必一概具有道德可谴责性。可见，作为一种加重行为人责任的例外性规定，《著作权法》中惩罚性赔偿条款仍需更为精确细化的限制条件。

2. 著作权具有内在不确定性

首先，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惩罚性赔偿的基础在于前者享有的著作权遭受侵害。著作权的取得在原则上遵循“创作完成之时自动取得”之规则，作者依个人意愿选择是否需要登记，并且著作权法领域既没有类似商标局、专利局等机构通过事前行政审查程序赋予权利，也不存在专利权、商标权的权利公示与内容公开的要求，因此，著作权纠纷中法官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原告是否享有合法著作权。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对权利客体作品采用法定化类型标准，但近年来伴随着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实践中不断涌现非典型智力成果的认定问题。譬如体育比赛、游戏规则、音乐喷泉等能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近几年中司法实务判定作品资格的热门问题。加之修正后的《著作权法》在作品类型规定中新增兜底条款，必然使得法官面临更加高难度与不确定的确权问题。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的行使方式体现为排他权而非自用权，内容包含了对发表、署名、修改、复制等多种行为的控制。其权能范围的构建依赖规范语义，故必然面临着边缘地带不够明确的困境。实践中法官在认定争议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时，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于被诉侵权人的行为是否落入著作权人权能覆盖的指定范围之中——而得出这一问题答案的辩证过程并不容易。如何对思想与表达做出合理的界分，在个案中的情况也不尽相同，这其中充其量存在指引性的标准，并不具备可预见性的规则。

最后，在权利限制环节，合理借鉴与不法抄袭之间的界限远非黑白分明。每个潜在的发明家，同时也是潜在的侵权者。《著作权法》为避免权利人过度垄断，设立了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条款，以实现对权利的适当限制。即便我国对合理使用采用严格的法定主义，但部分条款表述仍然不明确。例如，如何理解《著作权法》第24条第2项规定的“适当引用”是存有疑问的，这直接导致许多情形落入介于侵权和不侵权之间的模糊地带。

上述著作权的确权、行使和保护环节无不体现多方利益之间的协调平衡，认定争议行为构成侵权绝非易事。然而应予澄清的是，虽然著作权在本身特征方面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保护有差异，但单纯据此尚不足以否定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效果。在数字化产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时代，智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以及利用智力成果的途径只增不少。在这样一个与飞速发展的现代技术息息相关的法律领域，任何修法都需要审慎对待，因此贸然将惩罚性赔偿照搬入著作权法领域欠缺妥当，这里仍需要结合立法目标展开进一步讨论。

3. 与其他知识产权之比较

惩罚性赔偿与填平原则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突破了传统的等价赔偿理念，将公法体系下的罚金思路嫁接至私权领域，体现出公共价值与私人利益的博弈与平衡。在著作权法的语境下，创作而成的作品不仅要服务权利人，也要体现对社会公众的价值增益，因此专利法和商标法均规定了授权审查和权利公示的程序。然而，著作权未经审查即于“创作完成之时自动取得”的规则使得审理侵权纠纷的裁判者必然面对不同作品参差的质量，独创性的标准难以衡量作品能够溢出至社会公共领域的价值。换言之，相较专利权和商标权，著作权“节省”的授权审查程序需要在其他环节中得到补充，以此证成权利救济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此外，侵权行为在专利法领域主要表现为未经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制造、销售、使用或进口专利产品，在商标法领域主要表现为通过混淆消费者认知搭载商誉从而谋取市场经济利益，二者均呈现“权利人—侵权人”双方对峙的形式。然而，著作权法规则的适用与作品传播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展现了包含权利人、使用者和传播者的复杂利益格局，其中传播者发挥的积极效用更是得到极高的重视，《著作权法》中对立法宗旨的表述便是有力佐证。因为我国著作权法乃至整个知识产权法体系并没有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局限于直接侵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42条至第45条针对发生在电子商务平台的侵犯知识产权纠纷做出了追究平台经营者侵权责任的有关规定，所以针对传播者也存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空间。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中作品的蓬勃发展必然以传播技术的进步为基础，给传播者施加过重的责任负担反而会抑制其促进作品流通的积极性，因此，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同样需要照顾作品传播者的利益需求。

在此需要予以澄清的是，在知识产权法内部各领域之间展开比较并非意味着现今成文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全契合对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保护要求。虽然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则采用不区分具体领域的统一立法模式，但基于不同的知识产权客体的特征，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具体领域中的适用也理应体现差异。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与著作权法目标的错位

1. 著作权制度存在权利限制规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在序言中宣称，“认识到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本公共政策目标，包括发展目标与技术目标”；同时，在第7条明确指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相互利益，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相较前文中提到的人格权、环境权以及其他有形财产权利，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相关法律法规与TRIPs协定的价值取向一致，从立法目的上就体现了独特的限制性保护思想。即应当在保护私人权利的同时鼓励创新发展、增加知识总量，不能放任权利人垄断相关版权市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相应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给特定的作品使用行为“放行”。正因在保护上业已受到限制，所以在对侵权人实施惩罚时，若仅关注“故意”和“情节严重”主客观两方面的要件符合，便会不加区分地将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所有情形，这可能会因制度异化而带来负面效应——加重赔偿责任、对潜在的正当竞争者和创新者造成过度威胁，不但无益于优化创新环境，而且会妨碍实现激励创新的终极目标。据此，在准确查明限制保护之立法宗旨的前提下，于著作权领域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差异性得到证明，现行规范之要求不符合《著作权法》的价值评价，存在违反计划的不完整性。

惩罚性赔偿不同于侵权法领域传统的损害赔偿，前者是判给原告的一笔金钱赔偿，其目的侧重于对故意或者恶意侵权行为的惩罚（punishment）和遏制（deterrence）。在《著作权法》中设立惩罚性赔偿规则的目标在于预防、威慑恶意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定属性的客观影响下，调和商业竞争矛盾既需要考虑权利人的专有利益，又需要考虑鼓励他人在现有成果上再创新。多方利益之间的平衡是著作权法面临的永恒问题。应当坚持侵权人所受惩罚与其行为严重程度之间的平衡与协调，过度保护知识产权不仅可能导致对侵权人处罚过重，甚至会对公众知识学习、再创新活动形成桎梏。著作权在性质上属于私权，其纠纷通常情况下并不必然动摇公共利益，规范和限制其相关法律行为也应主要体现私权属性；然而，惩罚性赔偿其固有的“惩罚”特征却带有鲜明的公法属性，给予其救济权利超越私权的特别保护，造成著作权较其他财产权“高人一等”的局面，从而引发关于知识产权是否也具有公权力属性的讨论与批判。

2. 权利救济涉及的价值冲突比较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起始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随后《食品安全法》也做出相关修正，这两部法律主要调整消费活动中的法律关系，而《著作权法》则与创新活动存在高度关联。创新活动与消费活动之间表现出的差异对适用惩罚性赔偿而言具有不容忽视的法律重要性。基于平等原理比较创新活动与消费活动，在权利救济规则中针对惩罚性赔偿这一法效果的发生具有决定意义之点上并不一致，因此应当予以不同处理。

第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为例，其制度背后涉及营商主体经济利益和自然人生命健康之间的冲突，而具备更高保护价值的后者无疑在这样的冲突关系中占据了上风。由此，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现出价值天平向人格权益倾斜的保护，契合“法益权衡原则”的要求。除此之外，在消费活动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几乎不存在违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之立法目的的可能性——这恰恰是契合制度价值目标的生动体现，因此无需过分担心严重赔偿责任带来的不良后果。相较而言，著作权法领域的基本理念要兼顾权利人利益和鼓励创新，这二者之间同样存在冲突，但并不像《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般能够明显地“一决高下”——尤其是在先后创新者的利益都体现为财产利益时，于私人利益的价值层面上并没有必然的优先级区分。在著作权法领域，维持在后创新者的创作动力之重要性并不必然次于保护在先权利人的智力成果，法律仍然须为正当竞争和后续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保留合理空间。从中甚至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著作权制度的终极目标并非保护在先创新者，而是激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只有实现利益冲突双方的平衡才能够产生最优的创新激励效果。据此，在著作权法中采取更具弹性、更加宽泛的条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缺乏充足的正当理由支撑，应警惕泛用惩罚性赔偿而导致过度偏向在先创新者的情况出现。

第二，就率先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消费活动以及环境保护领域而言，待救济的权利遭受的损害往往具有难以恢复性，即便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也无法使被侵害法益恢复到侵权行为实施前的状态。然而侵犯著作权的后果并不必然具备此种特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以及医疗损害领域中，受害人在身体或精神健康方面遭受严重损失，而这些损害后果通常并非是侵权人以“填平”的标准给付经济赔偿就能够修复的。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议题下，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正当性基础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除前述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位阶之外，侵权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同样具有不可修复性，更无法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予以“填平”，因此有必要通过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加重行为人承担的责任。然而，作为著作权的客体，智力成果属于无形财产，可使多方主体同时使用；侵害著作权的方式则主要表现为剽窃、篡改和仿制等，其侵权后果一般具备可救济性与可恢复性。

可见，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审视，著作权法领域的创新活动与惩罚性赔偿最初适用的消费活动领域至少存在下列差异（参见表1）。

表1 消费活动和创新活动体现的差异

据此，《著作权法》调整创新活动欲追求的价值目标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发挥的功能效用仍然存在错位，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现行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规范尚无法实现双方的有机融合，亦无法展现赔偿的最佳效用。

（三）小结

赔偿的初衷是通过弥补损失的方式提供权利救济，创新活动领域的救济以最佳预防为上限。综合上文所述，不论是从著作权制度本身的特性出发，亦或是对比考察创新活动与消费活动之间的差异，现行《著作权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规范与整体制度相互抵牾。根据法理念中平等对待之基本原理能够得出著作权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适用需要予以不同处理的结论，但如何予以不同处理才能完成填补漏洞的工作，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同样值得思考的是，追求惩罚性赔偿的预防功能并非只有提高经济赔偿数额一条出路，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对单个受害者所受损失的准确补偿，而是让加害者对其造成的所有损害成本买单。倘若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同时也损害了公共利益，面临不同性质的责任，仍可以通过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的方式实现威慑目的；而惩罚性赔偿是私主体之间的债务，应当将审查的目光投注权利人的损失和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避免造成不同责任之间的竞合。

四、限制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路径建构

从《著作权法》中惩罚性赔偿的规范要素来看，“故意+情节严重”仅构成原则性的指引，而缺乏对具体适用的约束和限制，加之法官自由裁量具有高度的主体差异性与不确定性，该条款极有可能被虚置而沦为具文。为避免在实务审理中将对上述因素的考量全部寄托在法官对宽泛要件的把握上，也为缓解过于宽泛的构成要件对惩罚性赔偿运行实效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严格把握现有“故意”和“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笔者认为著作权惩罚性赔偿应当通过增加限制条件的方式进一步缩小适用范围，具体建议如下。

（一）审查使用行为的积极效用

由于著作权以鼓励作品创作、增加知识总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制度目标，惩罚性赔偿作为该制度下的一项重要规则，应当关注其可能的适用后果和激励创新的社会效果。为避免“创新者也是潜在侵权人”的困境，防止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泛化适用而对作品的后续创作和传播利用造成梗阻，应当充分考虑创新和传播等正面因素在侵权行为中所占比重，将著作权市场价值的最大化纳入考量。如果侵权人使用了原作品中属于作者独特的个性化表达，但同时又在原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实质性的改变，达到了一定创作高度的要求，这种利用程度就已经实现了知识增量。假设原作品的表现形式为文字作品，而侵权人未经许可将其改编为漫画的形式，这固然侵犯了原作者的演绎权，但是漫画载体的传播并不必然导致原作品作者遭受经济损失，反而可能发挥积极的宣传作用，吸引更多的读者购买阅读原文字作品，给原作品作者增加正向积极的经济效益。据此，直接诉诸立法宗旨，是否具有创新和传播因素是依照《著作权法》之价值评价为必要的例外性构成要件。换言之，如果侵权行为在未经许可使用权利人作品的同时极大促进了原作品的传播或者实现了新作品的创作，虽然仍然构成侵权，但其行为在道德层面的可谴责性已伴随着智力成果的创新而减弱，此时法官应当减少甚至避免惩罚性赔偿在此类情形中的适用。

（二）从整体视角把握惩罚效果

作为一种加重赔偿的民事责任，司法实务中对待惩罚性赔偿应当坚持“非必要不适用”的谦抑性原则，通常情况下，“只有在侵权人有可能逃脱责任承担时才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必要”。实践中侵权人可能不仅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还需要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而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同样具备惩罚性赔偿追求的威慑与预防之效果。对此，《解释》第6条做出回应，行政罚款或者刑事罚金的执行不影响民事责任层面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但也明确指出法官在确定后者金额时可以将前二者纳入考量范围。笔者部分认同《解释》的观点：一方面，从惩罚性赔偿追求的预防侵权之目标角度来看，虽然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与作为民事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在性质上各不相同，但三者在发挥威慑效用的方面并未体现明显差异；另一方面，如果侵权人先前执行完毕的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已经满足最佳预防的需求，那么就没有必要再适用惩罚性赔偿。除此之外，《著作权法》中现有的法定赔偿虽然也是民事责任之一，也包含一定程度的惩罚效果，但其与惩罚性赔偿在轻重程度上体现的差异能够帮助法官选择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避免对侵权人的过度追究。

五、结语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应有之义。现如今，虽然我国在知识产权法体系中已全面建构惩罚性赔偿制度，但目前实务中其适用效果并不理想。就《著作权法》而言，其中惩罚性赔偿条款较为粗糙宽泛，严重贬损其实践可操作性。因此，除了进一步明确“故意”的证明标准、从严把握“情节严重”的认定依据，仍须通过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及其他知识产权等领域展开比较分析，遵循审慎谦抑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探索著作权议题下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其他条件。

一方面，从待救济权利本身的性质出发，著作权的确权、行使和保护相较人格权而言具备明显的边界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在知识产权领域内部也相对缺乏对权利客体质量的审查；另一方面，通过回溯立法宗旨与纠纷涉及的价值冲突，创新活动并没有如同消费活动倾向保护自然人生命健康法益那般的必然性，而是应当兼顾专有权利人和在后创新者双方的利益。据此，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不应突破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机制，更不能违背著作权鼓励文化和科学作品创作的价值目标。法官在判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时，不仅需要审查使用行为是否同时构成创新，还需要从整体视角衡量惩罚效果，避免造成过度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