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梁鹏，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岗位研究员。
1995 年获山西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03年获北京工商大学民商法硕士学位，2007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学位。2003年至2017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任教，2017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任教。
代表作有《人身保险合同法律规范专题研究》、《保险人抗辩限制研究》、《美国保险法》、《保险合同复效制度比较研究》、《候保期间事故之赔付探讨》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保险法司法解释及其实施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封面
本项目成果的主要内容，是将《保险法》“人身保险合同”部分的法条（总计17条）作逐一研究，涉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年龄告知的错误、死亡保险的特殊处理、宽限期制度、人身保险合同的中止与复效、受益人指定和变更、受益权丧失、自杀条款、犯罪条款，人身保险合同的解除等，大致涵盖了人身保险合同的重要方面。对这些法条进行理论研究，指出法条规定的错误之处，对法条规定的模糊之处予以合理解释，对实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回答。对新出台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部分内容作出评议。
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和对策建议如下：
在订立合同时欠缺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不宜一概宣告无效。《保险法》第31条规定该类合同为无效合同，目的在于防范道德危险，然此类合同最终发生之保险事故，绝大多数并非因道德危险所致，如一概将其宣告为无效合同，有违《保险法》之消费者保护原则。并且，保险合同为继续性合同，依照合同法理论，继续性合同之无效应作有效合同处理，如此方能保护被保险人权益。
年龄超限之保险合同，应为可撤销合同，其撤销后果为退还保险费，并且此类合同不应适用不可抗辩条款。《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可解除此类合同，但解除权仅向将来发生，不能解决解除前事故之拒赔问题，因此应改为保险人可以撤销合同。年龄错误条款出现于不可抗辩条款产生之前，保险人秉持这一制度不受不可抗辩制度限制的态度，我国关于保险人的解除权应受不可抗辩条款限制的规定，实为引进制度之失误。
未成年人之死亡保险，应保障者为丧葬费用，扩大保障金额可能导致道德危险。未成年人非家庭之主要收入来源，其死亡对家庭之经济状况影响不大，自保险学角度看，仅应保障其丧葬费用，西方国家之保险法亦有明确限制，但我国保监会不断采取扩大保险金额的措施，与世界立法相左，有可能导致针对未成年人之道德危险。
死亡保险之被保险人同意权，可采取事前承认与事后追认之方式，该同意可由被保险人本人撤销，被保险人撤销同意后，保险合同解除，保险人应退还未履行部分之保险费或现金价值。我国《保险法》虽规定了被保险人之同意权，但同意之方式和后果并未规定，本研究成果在此作详细解释。
未经死亡保险被保险人同意之合同效力应为效力未定。我国《保险法》将此类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无效，然而，将此类合同一概认定为无效有违比例原则。在被保险人仍生存的情况下，可将合同效力设置为效力待定，以此等待被保险人的同意，遽然宣布无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无益处；在被保险人已经死亡，无法追认的情况下，法律应推定被保险人追认该合同，并认定合同有效。
人身保险合同的宽限期制度应当选择唯一模式：催告模式。现行《保险法》在宽限期起算的问题上采取了两种模式，催告模式和非催告模式。在非催告模式下，投保人可能根本未能意识到保费到期需要交付，宽限期即已开始计算，这与宽限期制度为投保人利益设置之目的相违背，只有采取催告模式，投保人乃知应当交费，方符合该制度之设立目的。
废除复效制度上的保险人同意主义，保险合同复效时，投保人仍需履行告知义务，不可抗辩的起算期自复效之日起算，自杀免责的起算之日则从保险合同成立之时起算。现行《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复效须经保险人同意，将复效之权利完全交由保险人掌控，保险人对此可采取投机行为。比较法研究表明，采取宽松的可保主义可以杜绝保险人的投机行为，在此模式下，告知义务的履行，自杀期限和不可抗辩期限的起算都应有所明确。
建立法定的不丧失价值选择制度——法定缴清保险制度。现行《保险法》欠缺这一制度设计，导致在保险合同中止期经过后，保险人启动自动垫交条款，使保单之现金价值耗尽，最后保险人仍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交付之保险费一无所获。为此，必须建立法定减额缴清制度，保险合同中止后，保险人应以保单之现金价值趸交购买金额较少之同一保险，此制度的建立可以降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损失。
不可撤销受益人制度之建立。我国《保险法》未规定不可撤销受益人制度，实务中亦无此项操作，然被保险人违背其与投保人之约定，擅自变更受益人，可能导致投保人之经济损失，为保护投保人利益，应允许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不可撤销受益人，被保险人若欲变更受益人，必经投保人同意，免却投保人证明其与被保险人法律关系之困境。
受益人变更在形式上可采自由原则，自变更行为作出之时生效，变更未通知保险人的，不得以此对抗保险人。现行《保险法》规定变更采书面形式，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后，于保险人作出批注之时生效，大约是受到保险公司观念的不当影响，而这一立法限制了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的形式，造成在先受益人与略后受益人领取保险金的纠纷，有必要对之明确，最高法院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与课题成果相同的立场。
在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问题上，若被保险人仍然生存，并坚持赋予该受益人受益权，则法律不应强制剥夺受益人之受益权。于受益人兼为投保人时，除非受益人于订立保险合同时便有制造保险事故之故意，否则保险人仍应赔付，不过该受益人不得领取保险金。现行《保险法》不顾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在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一律剥夺受益权，并且，只要投保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即不予赔付的规定值得探讨。
在自杀条款问题上，如果受益人能够证明被保险人投保时不具有自杀骗保意图，则保险人应当赔付保险金，不应受到两年内拒赔规定的约束，同时，如果保险人能作出相反证明，则无论在二年之内或之外，保险人均可以拒赔保险金。现行《保险法》关于两年之内保险人可以拒赔，两年之外则不得拒赔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道德危险，但僵硬的两年期规定容易导致对双方当事人不公平的结果。
在人身保险合同解除权问题上，似应由被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现行《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其理论基础主要是投保人是合同当事人，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除合同，然而，研究表明，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理论遭到质疑，在实务中，这一理论可能导致保险合同不成其为合同。结合国外保险法理论，将被保险人作为合同当事人似更妥帖，如此，则应由被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而非投保人享有合同解除权。
